【资讯】地方国企如何破壁突围

地方国企如何破壁突围？

地方国企利润负增长态势已经持续17个月。在央企保增长的号角下，地方国企的困境尤为突出。承担地方经济发展重任的地方国企到底怎么了？有什么难言之隐？该如何破壁突围？现在到了需要全盘梳理、深刻反思的时候了

入壁

利润负增长已成常态，地方国企在壁垒中煎熬

尽管已进入夏季，但对于地方国企而言，四面还是严冬的肃杀。营利水平低、利润负增长，已成为地方国企头上的两把尖刀。

多地拉响警报

2013年1~5月，地方国企累计实现利润2221.4亿元，背后却对应着近39万亿元资产。也就是说，每万元资产盈利仅为57元，远不及1万元3个月定期存款的利息(71.25元).

更糟糕的是，告别2011年的一路高歌，2012年以来，地方国企利润负增长已成常态。截至今年5月，这一态势已经持续了17个月。

2012年1~12月，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6914.2亿元，同比上年下降15.8%。进入2013年，这一趋势仍未得到扭转。尽管诸如浙江、北京、福建、辽宁、广西等一些省份的地方国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但是整体来看，1~5月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同比下降10.6%。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受灾”严重地方的寒气。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提供的1~2月全国地方监管企业财务状况资料，全国941家省级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19.9亿元，同比下降19.0%。其中，甘肃省属监管企业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利润总额降幅比全国高53.7个百分点，在全国排第32位。

来自甘肃省国资委的数据显示，一季度，汇编的27户省属监管企业实现利润总额6.31亿元，同比下降64.07% (主要是产品价格下跌导致盈利大户金川、酒钢、华煤和白银公司利润大幅下跌).

分行业看，冶金有色行业，企业效益下滑明显，利润总额同比下降71.91%，代表企业有酒钢集团(同比下降88.66%)、金川公司(同比下降76.50%)和白银公司(同比下降49.70%)。煤炭行业，煤炭产量和销量增长，价格下降，利润总额同比下降42.52%，代表企业有华煤集团。亏损较多的企业(共7户)集中在建材行业和装备制造行业，具体为祁连山建材公司亏损9104万元、兰石集团亏损5831万元、兰电公司亏损2316万元。

甘肃之外，还有一些省份饱受利润负增长困扰。黑龙江省市两级国资委出资企业1月份利润总额为-2亿元，同比减少36.4%。其中，省国资委出资企业利润总额为-2.2亿元，同比增亏18.6%。安徽省属企业1~5月份实现利润总额68.9亿元，同比下降12.9%。天津市区县属国有企业1~3月份实现利润总额-2.2亿元，同比由盈转亏，增亏4.5亿元。山西省前四个月全省工业实现利润149.8亿元，同比下降53%，亏损面达到42.8%，工业经济运行十分艰难。

企业日子难熬

总体看，地方国企多为钢铁、有色、煤炭、建材、建筑施工等行业的重点企业。因此，分行业看，地方国企的困顿境况更为明显。

首先看钢铁。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国有钢铁企业快撑不下去了，但是仍在咬牙坚持亏本生产。长此下去，国有钢铁企业多年积攒的老本也将彻底赔光。

前一段时间公布的上市公司2012年年报显示，位列亏损前十位的上市公司中，钢铁企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地方国企马钢股份、安阳钢铁、山东钢铁和华菱钢铁均系首亏。其中，马钢股份2012年净利润亏损38.63亿元，同比下降4790.14%；安阳钢铁净利润亏损34.98亿元，同比下降9338.71%；山东钢铁净利润亏损38.37亿元，同比下降757.02%；华菱钢铁净利润亏损32.54亿元，同比下降4740.21%。而亏损额不在前十序列的*ST韶钢，继2011年亏损11亿元后，2012年继续亏损19亿元。公司还在2012年年报中特别提示，2013年净利润若继续为负值，公司将面临暂停上市的风险。

值得一提的是，根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公布的数据，2012年86家会员企业基本上没有利润。这86家企业绝大多数是国有大型钢铁企业，钢铁产量占全国产量的80%。这也说明整个钢铁行业的利润基本上是来自中小钢铁企业和民营钢铁企业。

其次看煤炭，煤炭企业的黄金十年已经一去不复返。从富得流油到日子难捱，地方煤炭企业的境遇可谓天上地下。在A股上市的39家煤炭上市公司的2012年年报显示，去年业绩下滑的煤企占了八成。数据显示，太原煤气化公司2012年净利润亏损3.52亿元，而该公司上一年同期净利润为2.07亿元。在十几家净利润下滑的公司中，河南神火股份净利润同比降幅最大，为82.48%。利润下滑30%以上的还有兖州煤业(同比下降35.34%)，潞安环能(同比下滑33%)和西山煤电(同比下降35.7%).

山西省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由于煤炭市场需求不足，煤价持续下跌，2013年一季度，山西省属五大煤业集团中，同煤集团、晋煤集团以及山西焦煤集团下属西山煤电、汾西矿业和霍州煤电集团已跌入净亏损区间，阳煤集团、潞安集团利润同比大幅下跌。平庄能源发布2013年一季度业绩预告称，预计当期实现净利润5800万元~6800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65%~70%。兖矿集团一季度亏损5.62亿元，比考核计划减盈7.97亿元，同比减盈21.26亿元；净利润为55.84亿元，比2011年下跌了35.4%。

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一些中小煤矿和企业今年生存得非常困难，基本处于停产或者半停产的状态。由于利润大幅度下滑，新一轮降薪潮已经在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等资源大省的煤炭企业蔓延。据《国企》记者了解，现在山东的煤炭企业已经开始精简人员了。机关人员下到基层，基层裁减一些临时工和辅助工种的人员，减员提效。

兖矿开始节衣缩食。5月底开始，兖矿领导班子带头降低基本薪酬的50%，分公司领导基薪降低30%，基层单位领导降薪20%，一线职工也被取消所有奖金。同时，兖矿集团第二季度将清退非在册用工1200人，同时规定地面岗位劳务分包人员5月底之前进行考核，清退比例不低于30%，劳动合同到期后全部清退。

与降薪减员相对应的是开始处理亏损资产。山东能源集团淄博矿业集团下属企业山东淄博光正铝盐化工有限公司目前已经剥离出淄博矿业集团。大同煤矿集团公司也宣布将同煤集团公司化工厂净资产4361万元全部转让或大部分转让，同煤集团国有资本全部退出。

再次看电解铝。电解铝是多年的老过剩，十年调控基本上是“空调”。

在行业中一直稳居“第一把交椅”的河南，在2012年电解铝发展中遭遇了黄金10年发展之后的严峻考验。河南省有色金属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河南省内12家规模以上电解铝企业无一盈利，3家企业关张停业，剩下9家亏损高企。

最后看交通。交通行业企业正迅速成为冉冉升起的亏损之星。

2012年年底开始，全国各地再掀地铁建设热潮。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会长包叙定透露，迄今为止，全国获批轨道交通建设规划的城市已达36个，运营总里程约6000公里，其中17个已开通城市，轨道交通运营里程总计达2100公里。

由于轨道交通建设所需资金巨大，所以借贷和融资凶猛成为它们的共同特征。凶猛的背后，却是大多数运营公司的亏损。上海申通地铁集团的票据募集说明书显示，2012年，其净利润亏损43.7亿元。

“投资冲动和债务风险之间的矛盾正在愈演愈烈。”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表示，很多地方国有企业承担的高速公路、城际轨道及机场等指令性项目，绝大多数投资巨大且回报期长，加上资本金普遍不到位，大部分处于亏损，企业只能采取“以贷还贷”、“以贷付息”的方式投入项目建设，财务风险正在不断加剧。

他举例指出，目前广东交通集团投资管理的高速公路营运项目近一半处于亏损状态，而新建项目大多位于偏远地区，经济效益差。预计广东交通集团2014年和2015年的亏损额高达24.44亿元和23.44亿元。值得注意的是，广东省仅仅是地方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投资热潮和债务矛盾的一个缩影。

…………

产能过剩严重

这些利润下滑或亏损企业所在的行业和财政部的判断不谋而合。财政部《2013年1~5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显示，实现利润同比降幅较大的行业为交通行业、有色行业、煤炭行业、化工行业、建材行业等。

在专家学者看来，这些行业恰好是前几年大干快上的行业。这些行业在推动GDP增长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留下了烂摊子——产能过剩，以及因产能过剩导致的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国企》记者发现，新一轮产能过剩行业还是多年来的老面孔：钢铁、电解铝、水泥……并非巧合的是，这些均属2009年全球性金融危机时用来救经济的“十大振兴产业”。十大产业振兴规划意在通过控制总量、淘汰落后、兼并重组、技术改造、自主创新等方式，推动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四年多过去了，不仅是钢铁、电解铝、水泥等传统的重化工业行业产能过剩，而且风电设备、多晶硅等新兴的制造业，在经历短时间的高速投资扩张后，也遭遇整个行业的逆转，形成产能过剩。

中国现在诸多领域存在生产能力过剩，比如钢铁是接近10亿吨的生产能力，2012年生产7亿吨，过剩3亿吨，全年钢铁行业亏损289亿元。电解铝全国生产能力2700万吨，去年仅仅生产2000万吨，产能闲置700万吨，93%的电解铝企业亏损。2009年水泥过剩约3亿吨，但到今天，已过剩8亿吨。不但是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就是新兴产业也存在过剩的问题。比如风力发电，现在全国风力发电设备闲置40%。2010年风力设备行业毛利率30%，2011年降到10%，2012年已经是全线亏损。

与产能过剩相对应的，必然是产品积压、价格下跌、需求不振、亏损严重、浪费惊人。以甘肃省属企业为例，一季度，企业产成品库存达到355.27亿元，同比增长49.20%。企业面临保增长和市场需求不足的双重压力。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中国经济面临着众多的困难和挑战，经济下行的压力和产能过剩的矛盾有所加剧。这两点判断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在《国企》记者采访中，多位专家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均无一例外地提到这两点。

姚景源认为，化解产能过剩显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任务。但是，要化解产能就必然损失一定的经济增长速度。我们现在恰恰面临的是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的局势。

面壁

利润大幅下降，地方国企到底怎么了？

是只有地方国企利润负增长，还是所有企业都如此？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2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55578亿元，比上年仅增长5.3%。其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14163亿元，比上年下降5.1%；外商及港澳台商投资企业实现利润12688亿元，比上年下降4.1%。而集体企业实现利润819亿元，比上年增长7.5%；股份制企业实现利润32867亿元，比上年增长7.2%；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8172亿元，比上年增长20%。纵观全年数据，仅国企和外资两类企业利润比上年下降。

2013年1~5月，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5763.9亿元，同比仅增长3.3%。

而在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中，央企的利润并未下降。根据国务院国资委公布的数据，2012年，中央实现利润1.3万亿元，同比增长2.7%。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数据，2013年1~5月，中央企业实现利润6619.6亿元，同比增长13.8%。看来，是地方国企拖了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后腿。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地方国企整体上的利润大幅下滑呢？

尽管地方国企所属行业众多，企业数量相当可观，我们还是尽可能梳理和归纳出影响地方国企利润下滑的几大因素，以期对地方国企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外部环境恶化与需求不足

春景百花争相艳，寒冬腊梅独自香。较为不利的外部环境必然对市场主体——企业产生不利影响。当然，企业个体的差异也会影响其最终表现。

2011年是几年来地方国企利润最好的年份，当年全年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现利润总额7533.6亿元，比上年增长15.6%。但转入2012年后，由于宏观经济放缓，地方国企一直没有甩掉累计利润负增长的帽子。

“地方国企显然受到了大的经济环境影响。”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表示，经济不好导致全球资源价格大幅回落，直接影响到国内一些资源性行业的收益。

“在国家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出现一定的困难也在情理之中。”河北国资委有关负责人在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表示，总体来看，地方国企主要分布在钢铁、有色、煤炭、建材、建筑施工等传统的基础产业，属于完全竞争领域，市场竞争态势明显。煤炭、化工、建材又与经济大势密切相关。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一些基础性的需求就减少了。

业内人士表示，宏观经济低位运行，市场对物流等交通运输的需求下降，导致交通行业利润下降。一些地方出现越来越多的重化工产业，受经济波动周期影响大，一旦宏观经济下行，产能就难以释放，从而导致价量齐跌等一系列连锁损失。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数据显示，2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同比下降1.6%，仍处在下降通道中；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50.1%，比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反映出工业原材料需求不振，对企业影响较大。

国内如此，国外亦如此。外部经济环境不好，市场需求不足，加剧了利润下降趋势。“中国国民经济四分之一和出口紧密相关”，在欧债危机持续升级、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容乐观的情况下，海外需求锐减，再加上人民币升值，不少企业必然受到重创。

“不过，我们要正确对待外部环境因素。”天强管理顾问公司总经理祝波善向《国企》记者坦言，一些企业比如贵州茅台和山西的煤炭企业，利润的好坏与企业自身的关系不大，相反与外部环境关系密切。业绩好的时候，企业往往不说外部环境好，只在企业自身找原因。其实不是企业管理得有多好，或者国企有多伟大。而业绩差的时候，又往往只强调外部环境，不说自身因素。

尽管不少人认可经济不景气因素确实是地方国有企业利润负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这绝非决定因素。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国有经济研究室主任文宗瑜告诉《国企》记者：“宏观经济形势对地方国企利润下滑构成的影响不太大。中国经济增速怎么着也在7%以上，足以推动企业发展。很多人以为，只有经济增速10%以上，国企才能盈利，这并不客观。”

产能过剩与政府依赖

“所在行业因产能过剩而亏损是造成地方国企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这一判断在《国企》记者的采访中，几乎得到了最广泛的认同。

亏损比较严重的行业都是产能过剩的行业，例如钢铁、煤炭等。结合企业实际，甘肃省国资委认为，受制于产品价格下跌、原料及运费成本上涨等因素，几大盈利大户(均属于产能过剩行业)利润额大幅下降造成省属监管企业利润总额大幅下滑。分析人士指出，近两年地方国企为做大做强，在基础工业和资源行业实施了很多并购重组，一些重组后的大企业对于省属企业整体利润影响是倍增的，往往单个企业经营受阻就会带动全省国企利润大幅波动。

中投顾问产业研究部经理郭凡礼在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指出，2012年初以来，煤炭等行业不景气现象已经十分明显，必然拖累整体地方国企业绩。具体来说，有色行业、煤炭行业、化工行业是传统的产能过剩行业，经济效益本来不好，在调结构、促转型的形势下以及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情况下，更是面临巨大的压力。建材行业则与房地产市场紧密相连，受政策调控、市场预期等多方因素影响，楼市风险增加，大气候使然导致行业上下游不景气，形成过剩产能。

不过，即便企业利润下滑，企业收入却没有减少，缴税也没有同步减少。对国企利润影响较大的资源性行业都有较重的产品税，因此产能不收缩，企业的税负就得不到缓解。

既然产能过剩是老问题，那么，为什么产能过剩在地方国企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呢？

在孙立坚看来，地方国企承担了地方发展重任，其表现和地方政府的政策高度相关。比如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无视市场规律，大力推动当地国企进军光伏产业。这种由不顾市场规律、盲目大干快上造成的产能过剩，是现在地方国企业绩下滑的一个主要原因。

地方政府的集中投资冲动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不科学的财税体制和政绩考核体制下，地方政府面临较大的增收压力，从而有了强大的经济增长动力，对于吸引工业投资发展经济具有天然的冲动。同时，在投资决策过程中存在的系统性制度软约束也助长了他们扩大经济规模的短期行为。一些地方政府可能运用非市场化手段刻意降低部分产业的进入门槛，人为阻止地方企业破产淘汰，阻碍部分工业行业落后产能的退出，从而形成过剩产能。

在业内人士看来，地方国企往往身不由己。主要领导由地方政府任命，就决定了地方国企必然跟随地方政府追求GDP、税收、财政收入以及保障就业的目标导向。非市场化的职业管理者选拔机制，自然难以适应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环境。

财务费用高企与发展粗放

发展粗放，在一些地方国企的身上突出表现为投资依赖症。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也加剧了这种依赖。

工信部官员认为，地方政府对投资项目土地的大包大揽、无节制的税收优惠，助长了一些企业不思后果的发展模式。在GDP优先的导向下，一遇到宏观经济上的风吹草动，地方政府就把加大投资当成了救命稻草，行政审批大笔一挥，项目又上马了。

经济上升阶段，地方国企充分利用政策资源，取得高额收益无可非议。但在经济增速下滑时，或者政策导向出现偏差时，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地方国企更容易陷入经营困境。 “地方国企和地方政府的紧密关系(甚至被认为政企不分)，还使得一些地方国企产生了依赖症。在过去八年，地方国企比较能适应投资拉动模式，投资也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一旦形势有变，投资拉动型的经济增长就遭遇了困境。”祝波善表示。

长期以来，一些地方国企的增长动力主要源于政府的行政帮扶，比如地方融资平台的支持，土地财政带来的积极财政政策以及地方主导的投资项目等。但现在这些“靠山”本身都面临危机了。据统计，3.49万亿元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将在未来三年内到期，近期监管层已在多个场合表露出对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的担忧。伴随着扶持力度的减弱，一些地方国企出现了明显的不适应。举例来说，由于去年以来投资增速明显放缓，对地方投资依赖较大的基建行业受到了明显影响。

《国企》记者了解到，近几年来包括广东、江苏、山西、河南、陕西在内的多个省份对公路铁路等基础建设投资热情很高。2013年起，江苏交通控股公司、河南交通投资集团、陕西高速公路建设集团等9家交通与基础设施行业的地方集团就进入了密集的融资。数据显示，今年1月以来，仅上述发行的中期票据就达到了116亿元之多。与此同时，江西高速公路投资集团等今年以来还密集发行了47.5亿元的短期融资券，显示出地方政府在高速公路、公路等交通设施建设上对资金的极度渴求。

在资本金不到位的情况下，各地都只能通过疯狂举债来进行这些项目投资。业内人士指出，因为公路和铁路轨道交通建设是适度超前的投资，具有公益性，不仅资金投入量大且建设周期长，相比较其他项目而言，回报周期长且回报率低，大部分是通过融资平台进行贷款和发债等方式进行融资，但是在信贷紧缩的情况下，各地企业的偿债和付息压力也随之而来。

从财政部数据可以看出，地方国企利润同比负增长与央企出现明显反差的原因在于地方国企财务费用高企。数据显示，前四个月，地方国企财务费用同比上涨15.4%，而央企同期仅上涨7.6%。

财务费用主要是指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为筹集资金而发生的各项费用，比如企业生产经营期间发生的银行贷款和企业发行债券的利息支出等。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看，地方国企相较于央企在还贷方面存在较大压力。财务费用走高是导致其利润下降的重要因素，意味着更多的营业毛利被用到了还本付息上。

“发展粗放，还表现在我们的技术创新、产品质量和结构调整没有跟上市场变化的步伐。”文宗瑜表示，属于过剩行业的国企生产出的产品质量不过硬、附加值不高，必然在国内没需求，在国外过剩。比如电子材料，国外基本上是可降解、可重复使用，而我们生产的多是一次性制品，还造成环境污染。还有煤炭，现在讲究清洁化，脱硫脱硝在国外已是基本要求。而我们只是把煤挖出来就行了。所以，企业只能是被动生存，并且效率低、效益差，亏损严重。

转型艰难与行业布局不合理

与基础设施以及原材料能源有关的企业，在四万亿元的刺激下飞速发展。“问题是过去很容易被消化掉，现在停滞了。地方国企的转型迫在眉睫。”祝波善表示。

郭凡礼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指出，地方国企结构性矛盾突出，资源型企业占据较大的比重。具体来说，在地方国企中，钢铁、有色、煤炭、建材等资源类行业占比较高，且过度扎堆“顺周期”行业，弊端已经显露无遗。在经济下滑、产能过剩、发展粗放等因素影响下，“顺周期”行业受到的冲击自然要大，成为亏损重灾区也在意料之中。一方面由于当前煤炭等市场形势较差，多数相关企业面临产能过剩的危机，行业的利润必然受到影响。另一方面，这些企业仍处在产业链的末端，应对市场波动的能力比较弱，比较容易受到冲击。

在一些企业界人士看来，现在地方国企正承受着经济换档期带来的阵痛。从亏损行业可以看出国家产业政策方向的掉头：破坏环境的行业如今受到了很大的压制，房地产市场的接连调控也使得这些行业业绩表现较弱。

更重要的是，与其他企业不同，地方国企承担了地方发展重任，也是地方投资的直接推手。郭凡礼坦言，地方国企往往身兼多职，稳定就业、纳税大户、带动区域经济增长、地方标兵等等，均加重了地方国企负担。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大量地方国企集中在公用事业、政府基建建设的相关领域，受经济周期波动影响大，所以在宏观经济放缓的大环境下，产能难以释放，引发一系列损失。祝波善强调，地方国企还有一类是制造业，面临着产能过剩和竞争力不强的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之外，地方国企资产结构同样存在不合理的问题。例如，非正式员工的劳动成本上涨也影响了地方国企的收益。”文宗瑜表示。

有不愿具名的企业界人士表示，地方国企面临的运行困境和许多地区产业转型艰难不无关系。之所以转型困难，一是过于依赖地方政府的投资和产业政策支持，造成产业结构不合理。二是极力服务于地方的GDP冲动，是地方政府的钱袋子。三是一些地方国企只想着依靠当地的垄断和资源优势生存发展，地方国企自身不够强大，难以或者说不愿意在市场中搏击。

此外，部分地方国企根本无所谓转型，因为他们本身就是寄生在地方产业或者企业身上，代行部分政府职能，靠收费生存。这部分企业，或者随着政府职能理顺而消失，或者因为产业下滑而黯淡。

体制机制问题与管理粗放

对地方国企的体制机制问题和管理粗放的批评，一直都存在，并且从未削弱。

冶金工业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海民曾指出，当前国有钢铁企业普遍存在四大怪病：一是产量能增不能减；二是生产线能开不能关；三是工资能涨不能降；四是人员能进不能出。在他看来，钢铁国企竞争力基础不错，在装备上有优势，管理也比较规范化，产品质量、员工素质、研发水平整体也比较好，主要存在的问题是机制问题。

文宗瑜也坦言，地方国企往往不按市场决策，亏损也要坚持。“要是非国企，或者早关门或者根据市场行情决定生产情况。总之，不会做亏本买卖。”

在一些企业界人士看来，国企之所以赔钱继续经营，主要是有政府支持，赔的是国家的钱。一些地方政府给予亏损国企连年财政补贴，要GDP和税收，不愿工人下岗失业，加上国有企业本身的体制机制问题，所以出现了四大怪病缠身的现象。据知情人士透露，有的企业实际已经资不抵债，再坚持亏本生产，将形成越来越大的黑洞。

对于企业来说，虽然明知目前产能过剩，但一旦新项目投产或者新产能上马往往很难关停。在一些企业负责人眼里，尽管越卖越亏，但若关停，以往投资项目所积累的利息费用是不会停的。国企又不能像私营企业一样遣散员工，生产线一关一开本来就有生产成本，还不算销售渠道的重新投入，所以咬牙生产会比关停损失更小。

文宗瑜表示，体制机制之外，管理粗放严重影响了国企发展的后劲。“粗放式管理在高增长时被掩盖了，经济下行时就显现出来了。这是老问题了。”

祝波善认为，在经济快速发展时，地方国企内部治理约束没有得到及时改善。与央企相比，地方国企约束力不及央企。国务院国资委一直致力于央企管理提升，规范央企的内部治理机制。而地方国企更强调地方发展责任，内部风险防范体系不健全。

“外部环境不给力，管理上做得好，利润会好一点，或者有效止损。”北京求是联合管理咨询公司董事长安林在接受《国企》记者采访时指出，管理提升不是口号，现在很多地方国企管理上粗放、低级，甚至还在吃大锅饭。尽管有现代化的管理软件，但那只是工具性的东西。即使国企进入了世界500强，在管理上差距很大，可以改善的东西太多。

“这么多年来，管理没有随着改革深入做配套改革。企业已经从工厂制进化到公司制然后到集团公司制，但我们的管理还停留在工厂制层面上。在经济形势苛刻、需求不给力的情况下，内功就看出来了。我们讲开源节流，当市场不给力开源困难的时候，节流就非常重要。节得越多，利润越多。”安林说。

破壁

国企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地方国企到了必须破除增长壁垒的时候了

尽管未来随着国内经济进一步企稳、市场有效需求增加，主要产品价格将回升，企业效益大幅下滑的情况也将逐步有所改善。但是，我们不能完全靠天吃饭。长此以往，企业必然缺乏主动性，还不如做回计划经济时代的车间安全。因此，地方国企必须破解利润负增长的难题。

渡难关各出奇招

如何破解增长难题，地方国资委的救火行动已经展开。据悉，一些省国资委已经在策划大力推进国企改革、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和产能重组、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工作。

例如，甘肃省国资委要求省属企业密切关注市场变化，加强营销管理，加大成本费用控制。有色、冶金、煤炭企业要努力压缩产成品库存，装备制造企业要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积极争取订单，扩大生产和销售。

安徽省国资委下发了《省国资委关于进一步深化省属企业合作发展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对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产销衔接和产业协作，促进煤炭、钢材、建材、汽车等大宗产品销售提出明确要求，以求推动省属企业合作发展。这一举措被媒体解读为国资委要求省属企业“互相购买产品”以拉升业绩，被认为是行政干预阻碍了公平竞争和市场配置资源的导向，属于典型的地方保护，因此遭到了多方质疑。“其实，地方政府此举有其合理性，是希望在系统内用一些办法来控制需求。这种方式短期内收效较大，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有专家对《国企》记者说。

除了国资委的指导和要求外，更为关键的是企业也在咬牙渡过难关，挖潜、降本、增效成为主题词。唐钢有关负责人告诉《国企》记者，1~5月，钢铁产业形势仍然不好。但是，同样的市场行情背景下，各家企业的表现并不一致。今年1至5月，唐钢总体挖潜增效顺利，预计全年挖潜56亿元的目标可顺利实现。唐钢生产销售均在按照预定节奏进行，利润空间虽然不大，但仍有部分利润。

减产能不容回避

尽管适度的产能过剩是行业成熟的特征，有利于产业竞争，然而过度的产能过剩不仅给地方国企本身带来困境，而且影响了资源配置，造成了极大浪费。因为，产能过剩是资源错配的结果，是消费与产品货不对板的后果。

对于如何解决产能过剩问题，国务院常务会议曾提出要引导信贷资金支持实体经济，支持调整过剩产能，对整合过剩产能的企业定向开展并购贷款，严禁对产能严重过剩行业违规建设项目提供新增授信。

对此，业内专家表示，地方国企、央企等企业可以充分利用中央有关政策，一方面开展兼并重组，淘汰落后产能，另一方面通过工厂迁移和资金转向等方式向国外转移过剩产能，毕竟中国的产品在非洲等地还是很受欢迎的。

“是要盘活存量，而不是新上项目。”文宗瑜呼吁钢铁等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鼓励兼并重组甚至停产、清算、关闭。“目前整个钢铁行业产能过剩。因此，要坚决大力推进兼并重组。比如说，连年亏损的国有钢铁企业，不具备竞争力的生产线，特别是物流成本过高的钢铁厂，该关闭的应该果断关闭。”

“产能过剩的现状如果不能靠国企自身改革调整，长期持续下去，未来整个行业就完了。”刘海民强调，国有钢铁企业之所以连年亏损还坚持生产，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国有股“一股独大”。“股权结构不合理容易导致盲目决策，因此，必须改变这种现状，创建多种力量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总之，要通过改革调整，推进兼并重组，该削减产量的削减产量，该关闭的关闭，做到人员能进能出、工资能高能低、干部能上能下。如此一来，国有钢铁企业才能好起来。”

不过，产能调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特别是在当前经济下滑的形势下，地方国企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的改善，前路仍然漫漫。为尽快消除企业退出障碍，业内专家建议，国家建立过剩产能退出补偿机制。通过建立专项基金等方式，给予过剩行业产能退出支持和补偿，或仿照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对退出市场的企业给予政策支持。

强管理机不可失

在祝波善看来，地方国企当前的状况是由于过去产能扩张基本落在了产能过剩行业，企业内部管理提升还不足以抵消过去几年大规模扩张和重组所带来的问题。这些问题综合起来反映了企业在经济放缓的大背景下产能升级不到位。然而，只有到这个时候才能倒逼企业改革。和央企过冬一样，地方国企也到了切实进行管理提升的时候了。

安林向记者坦言，地方国企要向管理要效益，向管理要利润，对此要不断检讨。“危机面前更是练内功、防范风险的关键时期。经济形势不明朗时期，决策上，要突出民主、科学、多元化决策，防止一言堂；内控上，要加强公司集团管控能力，加强成本控制能力；用人上，要选择会管理、懂企业、能调动企业干部职工积极性、发挥个人潜能的能人担任领导职务；管理方式上，要强调精细化管理，内耗降低了，成本自然也降低了；后续发展上，要塑造有动力挖潜创新，积极寻求突破的企业氛围，形成积极向上的企业文化。”

郭凡礼则表示，市场经济条件下，地方国企虽有政策、政府背景等方面的优势，但依然面临激烈的市场竞争，因此企业化管理、业绩考核等是提高国企效率的关键。“但是，改善地方国企利润负增长的现状，不能只看到企业当前遇到的困难，还应该与地方经济结构、长远发展目标和战略相匹配，而不是跟风跟形势。在大方向对的前提下，要完善企业管理，提高运行效率，构建自身的竞争优势，形成切实有效、符合自身风格的企业文化，以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和良性成长。”

推转型“壮士断腕”

目前，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拟订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经基本成型，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是将国企改革和行业发展需求相结合，让国企在行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更大作用。

地方国企如何突围利润增长困境？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地方国企不应受制于地方财政增长需求，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充分认识形势，把当前经济调整与长远目标结合起来，采取主动有效的措施，停止高消耗和不利于长远发展的项目。

祝波善则向记者表示，可以把地方国企简单分为三类，根据重点和需要进行管理。“第一类是服务地方城市建设的平台公司，实质是承担政府延伸职能，助推地方政府追求GDP，帮助政府债务转移到企业身上。这类企业比重要减少，增加社会责任，促进地方产业转型。第二类是各地的骨干企业。这些企业代表了各地的国企实力，应该重点发展。不过，过去我们关注企业对地方GDP的贡献度，现在更应该关注就业贡献度。第三类是市场竞争企业，市场可以解决的就推向市场，这是最大的社会责任。”

郭凡礼则坦言，尽管转型很重要，但也不是说所有地方国企都要转型，应该分析企业在产业所处阶段而定。资源型企业或许面临转型的压力，需要在技术、环保等方面有所作为。更为关键的是要让产业升级的力量来自企业的内在动力，要利用地方国企发展特色产业，否则同质化竞争将影响企业发展。

企业自身的转型意义重大，企业考核指挥棒的转型更是意义非凡。

“不是利润第一。为推动地方国企的科学发展、发挥其最大的价值，地方国有企业出资人要考虑怎么把工作做细，把旗下监管的地方国企考核体系设计得符合企业使命和存在价值。”安林对《国企》记者表示，对地方国企的考核同样需要转型升级。国企重不重利润或经济贡献，要看使命。企业使命不同，考核指标也不尽相同。当然，最理想的状态是一企一策。承担公益任务的地铁和竞争领域的制造企业肯定不能一起考核。尽管已经取得很大进步，现在的考核还很粗放。这既和体制有关，也和能力有关。

中投顾问能源行业研究员任浩宁则认为，利润不是国企的唯一考核指标。“如果有些国企亏损，能换来行业进步和消费者利益改善，对于这些国企我们是致敬的。投资者不必过分夸大国企亏损。国企成立的初衷，就是干一些脏活累活重活，民企不想干的，想干干不了的，或者干不好的。我们不能简单纠结于他们亏损与盈利。只要内部管理效率在提升，由行业不景气引发的亏损绝对没有问题。”

谋改革“顶层设计”

从表面上看，地方国企似乎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一个沉重包袱。但深入分析，地方国企在解决地方就业、维持地方经济稳定以及推动地方政府政绩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与地方政府形成了利益共生关系。“地方国企，很大毛病是政企不分。”祝波善表示，首先要改革和转型。不这样，难以从根本上转变。简单谈练内功没有多大用处。

然而，有专家对《国企》记者表示，地方政府本身并没有改革的动力，地方国企要想真正摆脱当前困境就必然要动大手术，因此只能通过顶层设计来进行层层监管。

“不像央企的改革方向相对明确——以把握重大战略性的经济命脉行业为主，地方国企的改革思路还很模糊，地方国有资产的管理模式也千差万别，优质扩张与效率低下并存。如果界定不清，地方国企将来的发展方向就会有争议，就不知道往哪里去改革。这里存在两个重要问题。其一，对于多数属于竞争性领域的国企，是交给市场和社会，还是进一步推动市场化运营，真正实现高管任免的非行政化，尽可能脱离政府干预和政策依赖？其二，与居民生活相关的城市建设等领域的国企，由于公益性质的不可分割，是国有独资，还是逐渐摆脱地方政府‘城市经营平台’的角色、引入更多与民营资本分担风险合作共赢的模式？”

因此，今后首先应对地方国企明确具体的改革和发展政策，出台规范和促进其改革发展的意见。“比如说确定哪些领域必须由国资控股，在控制的基础上再解决效率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罗仲伟表示，根据地方国企的经营状况，要从整个国有资产监管的战略层面去调整规划，比如应该在哪些行业发展、怎么发展。只有先通过大的思路框架进行调整，然后才能在战术层面去实现盈利增长。

采访中，不止一个人提及“加大央企和地方的纵向整合力度，利用产业链一体化来降低地方国企的原料成本，重回垄断时期”。对此，祝波善表示，央企并购地方国企，尽管是站在央企角度来谈，地方政府也有积极性。不过，地方国企的改革脱困发展壮大，不能全部靠引进央企。有些领域和行业可以引进央企，但不能成为主流。毕竟央企也不是包治百病的良方。

“市场生存能力强、经济效益好，效率和公平能够有效结合的地方国企，是我们希望看到的。”郭凡礼表示，其实市场经济条件下，优胜劣汰，物竞天择，自然法则难以阻挡。与其让一些地方国企在地方政府的保护下“不死不活”，缺乏市场竞争力，还不如忍痛淘汰一批落后企业，通过兼并重组，提高资源利用率，重新安置就业。这样更有利于民生，有利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国企分类改革：公益VS利益？

国企改革正向纵深发展。下一步的重要方向是对国企进行战略性定位，并进行分类监管。触及众多国企切身利益、被称为改革“深水区”的这一突破，在实际操作中应如何推进？

综述

分类监管：国企改革下一个突破口

如果不能厘清国企的定位问题，不能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就无法跳出国企改革现状的藩篱。分类改革的意义，也恰在于此。

2013年是国务院国资委成立10周年。种种回顾反思乃至展望不一而足，却始终绕不过去继续改革的话题，此前多次提及的国企分类改革将如何进行更是备受外界瞩目。

按照多家媒体近期的说法，由国务院国资委牵头草拟的《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指导意见》已于6月初基本成型，其中一个重要话题就是将对国有企业进行分类指导、监管和考核。然而，《国企》杂志6月底求证其真实性时，这一说法遭到了国务院国资委新闻发言人、研究局局长彭华岗的否定。

但是，部分地方省市国资委已经开始筹划国企分类改革却是不争的事实。

在2013年2月27日召开的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工作会议上，广东省国资委主任温国辉表示，广东将从功能定位的角度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和准公共性两大类来发展与监管，并明确企业发展方向和重点。这就意味着，素来敢闯敢试的广东省再次在国企分类改革上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同样对此做出探索的还有国资重镇上海。据《国企》杂志了解，上海国资委早在去年就与上海国有资产研究院共同探讨分类监管课题，并调研了大量国有企业，预计七月下旬正式发布相关举措。

新一轮国企改革正在纵深发展，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仍然不能厘清国企的定位问题，不能厘清市场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就无法跳出国企现状的藩篱进行新的跃升。作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分类改革的意义也恰在于此。

分类改革并非新话题

《国企》杂志注意到，早在1998年，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课题组就写出了《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一文。文章提出，应该按照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别，“大体上可把国有企业分为竞争性企业和非竞争性企业。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又可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单位和从事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垄断性企业两大类”。他们认为，这样就可解决国有企业走向市场面临的难题。

一年后，即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时，有人再度提及国企分类监管话题。“由于当时国企改革的焦点更多是放在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方面，因此分类监管没有体现在最终的文件之中。”国务院派驻大型国企监事会主席季晓南说。

2003年，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关于建议国企分类改革的声音一直不断。2011年12月10日，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邵宁在“2011中国企业领袖(第十届)年会”上首度提出“具有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概念。邵宁认为，国有经济结构调整将使国企向两个方向集中。这两个方向分别为公益性质的国有企业和竞争领域的国有大企业。公益型国有企业“在中央层面包括如石油石化、电网、通信服务等领域的企业，而在地方包括供水、供气、公共交通等方面的企业”。竞争型国有企业如宝钢、中粮、一汽、中国建材等企业。同时，邵宁强调，国资委将根据这两类企业的不同特点实施差别性的监管和引导措施。作为国资委领导关于国企分类改革最清晰的表述，这一番言论引发了极为广泛的关注，被视为国企“十二五”改革的核心议题之一。

在学界，国企分类改革支持者人数众多，但也有一些反对的声音。浙江工商大学现代商贸研究中心主任陈宇峰就撰文称这将导致国企改革陷入“迷图”。把国企的“公益性”功能和“商业性”私利隔离开来，本质上无法隔离国企先天性的角色冲突。无论何种国企，只要产权归属于国家，就要接受国家意志对其的支配，而国家意志又永远包含非商业性考量，这就必然会带有“公益性”功能，无非是多寡之分。他担心这一改革思路在实践过程中，必然遭遇大大超过了政策制定者预期的困惑和困难。

尽管国务院国资委层面的实际举动始终没有出台，但广东和上海等地市国资系统已经开展了各自的探索。

多方呼唤国企分类改革

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我国一度曾以“全盘公有制”为奋斗目标，国有经济也因此渗透到百姓身边的角角落落。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国有经济的效率低下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关切乃至不满。

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国有经济的发展速度有了质的飞跃，创造了全球瞩目的发展奇迹。但是，公众关注的重点转向了发展成果共享以及国有企业挟先天优势挤占民企发展空间等问题上。

“现在大家普遍的疑惑是，国企究竟该扮演怎样的社会角色？是纯粹的市场主体还是国家意志在市场中的外化？”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助理王志钢说，国企定位的不明确性，引发了不少的质疑声音，也使得国企动辄得咎：挣钱也挨骂，不挣钱更挨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张政军在对国外国企管理制度进行深入研究后发现，普遍被认为国有资产管理较好的国家或地区，一般都对国有企业实施分类管理，以反映政府对不同类别国有企业的功能目标、国有股权比重、考核与薪酬管理等方面的不同要求。从借鉴国际经验的角度出发，也应该对国企进行分类改革。

对于分类改革，不少国企领导人表示明确欢迎。

对于全竞争性领域的国企而言，市场压力巨大却无法获得更为灵活的经营监管机制，以至于无法实现真正地参与市场竞争。“现在政府对待国企的方式上，在某种程度上管得过多过死，限制了企业的市场活力。”中国恒天董事长张杰举例称，“之前企业有一个项目，结果相关部门审批了3个月时间。”

中国建材董事长宋志平则认为，目前不少国有企业的上市公司，实际的国有股权占比很小。“比如中国玻纤，国有股比例只有15%。但按照现有规定，由于国有股是第一大股东，仍需参照国有企业办法管理。很多时候会造成对股民的不公平，也就失去了上市的基本意义。”

在接受《国企》杂志采访时，多位央企老总均反映，央企目前面临比较集中的一个问题是，模糊不清的国企定位影响到了企业在薪酬、用人方面的灵活性。“我们有些二、三级公司需要从社会上招聘优秀人才，但由于是国企，工资制度是要符合国家规定的，就没法提供符合市场要求的薪酬，以至于无法吸引人才，甚至不能挽留内部的优秀人才。”国药集团总经理佘鲁林说。

目前，国企人员管理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公务员体系，甚至在某些层面上等同公务员进行管理。“从理论上看，集团管理者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还说得过去，但是就怕这样的链条一级级传导下去，到子公司、孙公司，一直把企业管死。”张杰承认，在这样的背景下，国企管理者是承受了很大压力的。“有时为了调动二、三级企业管理者的积极性，或者吸引高端人才，既要跟国家政策对接，又要跟市场对接，很为难。很多时候，市场是不吃政府那一套的。”

尽管如此，不少企业管理者倾尽全力，力保上市公司或者生产企业在机制上有所突破。“守土有责啊，不能让这些年在市场探索出的这点好做法丧失了。”宋志平说。

“大多时候，由于国家对国企实施工资总额控制，只能调低集团层面管理者工资，提高生产单位管理者待遇。”北汽集团副总经理陈江说，这样在向上选拔干部时，就会出现工资下降的奇怪现象。“很多时候只能靠党性和觉悟来克服。”

陈江还提到，由于是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国企领导在出国进行谈判时，应该出去几天到时就必须得回来。“哪怕合同没谈完也得回来。”显然，这样的制度设计对企业发展存在诸多限制。

而对于那些与市场关系不那么紧密的特殊企业而言，在履行战略任务的同时要完成国资委交给的盈利目标，道路也不是那么好走。以中储粮为例，这是一家承担着国家粮食战略储备任务的特殊企业，但由于同时还要肩负开展盈利项目，导致了违规收储、粮食更新速度缓慢等不良现象的出现，这些弊病在东北粮库大火，河南粮库腐败窝案中均有深刻体现。

“承担着公益性任务的国企也好，央企也好，是不宜进入市场与民争利的。”上海天强咨询公司总经理祝波善说，“否则，由于这些企业在本行业内地位的特殊性，就会转嫁成本，导致社会成本上升，得不偿失。如果将它们的经营目标调整到注重社会责任上来，就能发挥重大的影响和作用。”

因此，上述人士均认为，应该按照企业参与市场竞争的程度，进行明确分类。分类后的市场主体类企业将拥有更大的权限，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人员招聘、薪酬考核等问题，真正地获得跟民企、外企同样的市场活力。非市场主体类企业则应该致力于以最小成本提供更多社会服务。以成本和服务质量为其工作的最终考核标准而非利润，如出现亏损则应该由财政进行补贴。

“十八大召开后，中央提出要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反映在国资国企领域，就是要处理好国资委与国企之间的关系，找到双方各自的准确定位。”国企改革专家周放生表示，国企分类改革很可能成为下一步国企改革的突破口，不仅对国企发展有重要意义，对国资委自身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可以更加有针对性制定监管办法，甚至一司一法”。

分类办法众说不一

既然分类意义重大，那么一百多家央企，数量庞大的地方国企，该怎么划分种类呢？

按照邵宁的说法，国企应当分为公益性和竞争性两类。这一分类办法得到了不少人的支持。祝波善认为，一方面，这样的分类办法对企业比较公平。现在央企利润较高，大多数来自公益性质国企。而这些公益性质国企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太特殊了，是处于产业链前端的基础性行业，本身还没有建立起市场机制。对于竞争领域国企，分类改革有利于它们成为真正平等的市场竞争主体。另一方面，如果一个企业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就知道自己的着力点、发展方向。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赞成这样的分类办法。中国政法大学国有资本研究中心主任刘纪鹏教授认为，公益性与竞争性两个概念对立的表述不妥。“应该是公益性和营利性两类。所谓营利性，就是指以挣钱为目标的企业。营利性国企是中国内生增长的最大动力，必须保留。”在他看来，要说成是竞争性企业，正好中了一些人的圈套。“不少人支持这样的分类方法，下一句话就是竞争性国企最终退出市场。”

《国企》杂志注意到，刘纪鹏的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国资委商业科技质量中心主任卫祥云也曾在媒体上表示，首先要将国企分为竞争性国企与非竞争性国企两大类，然后是竞争性国企的退出和非竞争性国企的改革同时进行。

卫祥云认为，目前来看，竞争性领域国企的效率明显低于私企，不能因为目前部分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还有利润就高枕无忧。谨防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重蹈“国企脱困”的覆辙。因此，应该“对于目前经营状况尚好的国企，可视具体情况暂时保留或实行股份制改革，以后择机退出，前提是”卖个好价钱“；对于目前经营不善的国企则按照原来的改革思路逐步退出。”

实际上，公益、竞争性两分法的提议，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北京仁达方略咨询公司董事长王吉鹏表示，国企数量众多，性质复杂，到底是公益企业还是竞争型企业，不宜一刀切。“如果说国家电网是公益性质国企，但国家电网旗下还有许继电气、平高电气这样的竞争性部分；再比如中石油应该是公益性国企，但其旗下还有300多家酒店。”

因此，在此基础上又产生了两种新的分类方法。

张政军认为，借鉴国际经验，可将我国国有企业划分为三类：完全商业化或市场化的国有企业；商业化运营但有一定战略利益的国有企业；以产业、社会、文化、公共政策等目标为主的有特殊职能的国有企业。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认为，更为科学的界定方式应该是分为四类。完全公益类，如中储粮、中盐等公司；完全盈利性，其对国家的贡献主要是以税收作为体现。另外两类介于中间。不过一类以公益为主，营利为辅，如公共交通；一类以营利为主，公益为辅。

后分类时代的国企管理

国企分类改革一旦开始，国企面貌和国资监管格局将出现怎样变化，不少人充满期待。

首先是股权结构的变化。刘纪鹏表示，所谓的公益类国企应划归财政部管理，作为国有独资企业。“其管理者的要求，倒不妨参照公务员。”

“分类后的市场类国企，可以积极开展集团公司层面的股权多元化改革，从而建立产权清晰而多元，管理机制灵活的现代企业制度，逐渐淡化国企身份，以混合所有制的面目出现在市场上参与充分竞争。则目前困扰国企的诸多问题必将得到彻底解决。”周放生表示。

其次是国企治理结构。季晓南认为，不同性质的国企，治理结构应该迥然不同。“对于保障型国企的人员，可以参照公务员进行管理，公司不一定再去搞股份制改革，不一定再搞股东会和董事会，更不应该以上市为目的。对于竞争型国企，其利润考核、用人分配和薪酬体制，都应该按照市场化的标准要求。”

再其次是国资委监管要求。刘纪鹏认为，公益性企业不宜以营利为目的。

王志钢则提出，公益性质国企是可以有盈利目标的。“但要找一个平衡点，不能让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损害公益，但也不能容忍国企以公益的名义降低效率。”

因此王志钢建议，对于公益性质企业，政府应该控制它的成本摊销，要对企业账目进行严格审计，合理费用摊销，不合理费用剔除，对企业实现公益目标产生的成本实行认证。只有这样，才能防止鱼目混珠，才能不断提高经营效率和水平。同时，公益性质企业账目应该向社会公开。这样才能营造一个相对公平的氛围。“对于竞争领域的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国资委也承担着引导产业发展的责任，比如节能减排，所以始终要保留一个否决权。”

最后是国企功能。“除了部分承担国家战略任务的国企外，大多数国企应该回归企业本质。”张杰表示，国企的使命就是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成为中国经济参与全球竞争的主力军。

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杨思远则建议，未来不管是国企改革如何分类，都不宜偏废，而是应该将“国”的角色和“企”的活力有机结合起来。

“中国的改革，没开始做的时候会有种种争论，一旦试点成功再改革的阻力就会明显降低。”对此，宋志平提议，能否像当年进行董事会建设试点那样，选择一家或者几家央企，进行分类监管甚至综合改革的试点。他认为，改革不是口号而是行动，“挪一步就比站着强。”

从这一层面看，不少人对广东、上海正在进行的国企分类改革寄予厚望，也对中央企业层面能否尽快涌现出国企分类改革的实际性进展充满想象。

编者按

国企分类改革箭在弦上。业界对分类改革的划分方法、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以及操作中的具体举措等有着诸多建议。《国企》杂志特邀两位专家学者和两位地方国资研究者对此进行探讨与分析。

观点之改革战略

国有企业的重新定位及分类改革战略的实施

以杨瑞龙为首的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报告课题组1998年发表了《国有企业的分类改革战略》，率先对国企分类改革进行了探索。15年后，当年的分类改革呼吁者在新的形势下又有何新思路？

完全从属于政府的国营企业制度是传统计划经济的微观基础，而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必须具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竞争主体，这是市场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前提条件。因此，如何通过深化产权制度改革，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市场主体就成为重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关键。但由于受各种制度条件的约束，把国有企业改造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仍面临许多难题。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具体形式就是通过对国有产权的重新界定与引入多元化的产权主体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然而在改革的实践中，试图通过引入多级代理关系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以使国有企业成为市场竞争主体的做法，因政企难以分开及剩余索取权不具有可转让性而很难确立排他性的法人财产权，若默认代理关系的变形和剩余索取权的非规范扩散，则有可能在一定条件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但也有可能会加快国有资产的流失速度，从而会迫使政府为了保护国有产权而采取收权或行政干预措施，其结果是减慢国有企业的市场化进程。

解决上述难题的可供选择的改革思路是，根据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别，可大体上把它们分为竞争性和非竞争性企业，非竞争性国有企业又可分为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和从事基础工业、基础设施的垄断性企业两大类。在选择具体的企业改革思路时，并不主张按照市场化要求把全部国有企业改造成以股份公司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现代企业制度，而应根据国有企业提供的产品的性质及所处行业的差异，选择不同类型的改革战略。

提供公共产品的企业宜选择国有国营模式

国有企业由于要承担某些社会责任，不可能仅仅按照利润最大化目标参与市场竞争，从而它不可能与非国有企业在同一起跑线上展开市场竞争。那么，这是否就意味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有企业变得无足轻重了呢？恰恰相反，国有企业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这不仅因为坚持公有制占主体的原则主要应由国有企业来体现，而且国有企业在公共产品的生产、存在外部性的场合、报酬递增产业等领域发挥的作用是其他类型的企业无法替代的。事实上，国有企业是一种特殊企业。它的优势主要不在于参与市场竞争，而在于弥补市场失灵。

所谓公共产品，是指那些消费不具有排他性但收费存在困难的产品。也就是说，公共产品一旦提供出来，生产者无法排斥那些在消费时不为这些产品付费的搭便车行为。因此，为了保证最优化的公共产品供应量，就只能由政府用向国民征税获取的收入来提供公共产品。公共产品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向全体公民免费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如国防、公安系统、公共道路、路灯、下水道、城市美化、污染控制等。另一类是向消费者收取一定费用的准公共产品，如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公共文化设施、城市自来水和煤气、邮政、国家电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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